明清两代,西宁人口与经济差别巨大,究竟是什么原因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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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明清两代,西宁河湟地区建置变化颇大。元至元时,西宁称州,属甘肃行省;明洪武六年(1373年)设西宁卫,隶陕西行都司;入清,雍正三年(1725年)设西宁府,下辖西宁县、碾伯县、大通卫,乾隆三年(1738年)增贵德所,乾隆九年(1744年)设巴燕戎格厅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增置丹噶尔厅,同年设循化县。河湟各地由于发展条件至为悬殊,所以各地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亦差别甚大。

明清时期西宁县人户,据乾隆十二年(1747年)《西宁府新志》记:

明季原额:“洪武中,官军户七千二百,口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四。永乐中,官军户七千二百,口一万二千九十二。嘉靖中,官军户三千五百七十八,口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三。又番民户,旧二百六十九,安置户三十口。编户四里:曰巴州、曰红崖、曰老鸦、日三川,户口不等,前户亦在其内,属经历司,专管应当各项杂差;而各处流移及商贾之寄入里籍者并谓之民户。万历六年(1578年)官军户二千五百六十,民户四百四十,口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。”

明代西宁在籍人口,最高在嘉靖时,“官军户”、“番户”、“民户”合计,应在5万人上下。这实际是明中前期屯垦经济发展的结果。

入清以后,清政府在该地区经营水利、垦荒,同时力行蠲赈,并鼓励移民,社会经济于乾嘉之际出现上升趋势。据同一史料:顺治二年(1645年),“原编审人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丁” 乾隆十一年(1746年)察审:“户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五,口七万四百七十”。

又据《西宁府续志》所载,至咸丰三年(1853年)编审民屯丁口数目(大者为丁,小者为口):“西宁县民屯男女三十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丁口,内男九万六千四百零三丁,八万二千零四口;女八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丁,六万六千五百四十九口。”发展至为迅速。

大通县,明属俺答,户口无可考;清初属青海蒙古,雍正初青海平定,筑大通、永安、白塔三城,设大通卫,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改卫为县。雍正三年(1725年)原编审人丁“五千八百六十二丁”;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“丁一万一千八百三”。

咸丰三年(1853年):“大通县民屯男女七万三千六百六十七丁口;内男二万四千五百一十一丁,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九口;女二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丁,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九口。”

碾伯县,宋宣和时为乐州,明初设碾伯卫;洪武十九年(1386年)移卫西宁,改卫为所,雍正三年(1725年)设碾伯县。

碾伯人口,明时无考。据康熙《碾伯所志》:清初顺治二年(1645年),“原额人丁六千五百三十八丁,编审内除老丁、亡丁三百九十四丁,实在丁六千一百四十四丁”。按“原额人丁”应是明时数字,若成丁幼口合计,清初碾伯人口应在万人以上。

乾隆时,碾伯人口发展较快,乾隆十一年(1746年)有“户九千七百三十一;口五万八千七百二十”。至咸丰三年(1853年),“碾伯县民屯男女二十二万八千三百七十丁口,内男七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丁,三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口;女七万六千一百五十四丁,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七口”。清代260余年间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碾伯人口增长在20倍以上。

贵德。元时设州;明洪武初设贵德所,属河州卫;清雍正四年(1762年),改隶临洮府;乾隆三年(1738年),归隶西宁府,二十六年(1761年)改设西宁县县丞,五十七年(1792年)设贵德厅。据《西宁府新志》记:“明季洪武十三年(1380年),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,开垦守城,自耕自食,不纳丁粮;又于河州卫拨世袭百户王猷、周(失名)、刘(失名)三人,各携眷口,赴贵德“守御城池;又东乡康、杨、李三屯百姓,原系土人,编入民藉完粮。”是为该地人口及经济发展之始。

明永乐四年(1406年)“都指挥使刘昭请调中佐千户一所驻贵德,拨河州48户,又拨十屯归贵德守御所管辖,而保安之吴屯、季屯、李屯、脱屯在其内。吴屯系江南民,季屯、李屯、脱屯系河州汉民,共九百九十户。”此记使人易误拨河州48户事在永乐间,《循化志》于此似有注意,未将48户事系于永乐间,仅记“永乐四年,都指挥使刘昭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,仍隶河州卫,保安其所属也。贵德其十屯,而保安有其四”。

入清,顺治二年(1645年),“原额编审人丁二千六十八丁”,实际应是明代贵德在编人口。此时去洪武十三年(1380年)已265年,但仅存丁2000余人,可见明代此地人口及经济无甚发展。

雍正七年(1729年),“贵德千总柴瑞请以四屯归保安营守备管理”。

至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“查审河州四十八户,见在人丁九千八百三十五;王、周、刘三屯百姓人丁四百六十二;东乡康、杨、李三屯百姓人丁一千二百九”。

时贵德之8屯48户,“共人丁一万一千五百六”。

咸丰三年(1853年),编审“贵德厅民屯男女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五丁。内男九千一百零八丁,五千七百七十二口;女八千零三丁,四千六百八十二口”。

另外,雍正二年(1724年)贵德所尚有“新归投域纳粮番民二千八百二十五户,男妇子女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二名口”。咸丰编审时未见统计。

巴燕戎格

明时为西宁、碾伯所属之藏民居地,未见人户统计。清乾隆三年(1738年),“兵部议准: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奏称,西宁府属碾伯县,接壤番回,山径丛错。县属之摆羊戎,为番民杂处之地,最关紧要。请建土城一座,设游击一员,把总二员,马兵二百名,步兵二百名,兼营扎什巴、巴暖营、亦杂石庄、癿恩观村、千户庄、徐家庄、康家寨、甘堂都营汛。”

乾隆八年(1743年)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设抚番通判,隶西宁府,部议从之。而巴燕筑城设厅,实起于西宁僉事杨应琚议,杨议应在乾隆三年或三年以前,从杨议可知该地在“西碾二邑南山一带,周围七八百里,番民二十八族”。据《西宁府续志》:咸丰三年(1853年)编审“巴燕戎格厅民屯男女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五丁口,内男九千一百零八丁,五千七百七十二口;女八千零三丁,四千六百八十三口”。

循化

明时隶河州府,设河州同知,为藏、汉、回民杂居处。其地“撒回”,据传于洪武初由中亚一带迁来,系撒马尔汗突厥后代,原仅百余人,初居循化之街子工,后渐繁衍为八工。嘉靖时,“河州卫番······撒刺族,男妇一万名口,纳马”。说明该族经济、人口发展迅速。雍正五年十月,西宁镇呈文中提到“河州口外,有回民一族,约一千六百余家”。似乎人户较明时有较大的减少。

雍正八年(1730年),循化设厅,道光三年改隶西宁府。据《西宁府续志》,咸丰三年编审,其人户除接管贵德拨回之保安四屯,“口内十二族,二千六百九十一户;撒拉回民八工,二千七百八十户。口外西番四十九寨,南番二十一寨,八千五百四十九户,共男女大小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九丁口。内:男六万五千五百九十九丁,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二口;女五万六百七十一丁,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七口。”

但清时撒拉人户统计,可疑之处甚多。《循化厅志》亦注意及此:“至户口之数,乾隆二十九年册,撒喇族共二千七百九户,大口三千四百九十七口,小口三千五百八十八口。四十六年新教诛夷者将及千户,而今册八工之数,核之亦不少差,知保甲册之非实矣。”

丹噶尔

明正德间归东科寺,人户不详。明末,以其地为藏汉通道,蒙、藏、回、汉交易之所而渐成村落。雍正五年(1727年)始筑城,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设厅。咸丰三年(1853年)编审,“新设丹噶尔厅民屯男女一万九千六十八丁口。内男六千三百九十六丁,四千一百三十二口,女五千四百七十一丁,三千六十一口。”

丹噶尔人口,以后又经多次编查。其变动情况为:“同治三年(1864年)编查城乡户口,共汉民二千一百一十六户,共牌二百一十二,共甲四十,男女大小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二名口。内男大四千三百一十一名,男小四千三百零五名;女大四千三百三十八口,女小二千七百五十八口。”

“光绪十六年(1890年),编查城乡户口,共汉民二千九百五十九户,男女大小一万六千零五十九名口。内男大四千六百五十五名,男小三千七百一十一名;女大四千三百一十四口,女小三千三百七十九口。”

光绪末,丹地调查户口,今仅见户数统计:“城内、东关、西关、南城台、北城台共户九零零”,“东南各乡共户一四六零”,“西南各乡共户一零二零,”“西北乡共户七四。”以上“城乡通共户数四一二零”。据《丹噶尔厅志》的作者推算,“以今日四千一百二十户计,当有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四人”。

光绪末距同治初仅四十余年,丹地人户增长一倍之多,而咸丰三年、同治三年,光绪十六年,三次人户统计则相差不大,其原因是:原编查粗疏,而光绪末“并前所不编者而皆编之矣”。同时由于道咸之际,丹地商务极盛,至光绪末,“城东南空间之地,筑屋殆遍,户数增于前,此举目可悉”。光绪末之统计推算应为可信。

另外,尚有西宁府属之藏民,自古即生活游牧于河湟之间,元时曾于河州设吐蕃宣慰司统制之,明洪武二年后,太祖遣官招谕,时西宁共13族,后经所谓“海寇”之变,各族分合变化,万历时为25族。户当在7400左右,人口似应在3万以内。

入清之后,尤其是雍正青海之役以后,藏民输粮贡马,载在编册。今据《西宁府新志》逐族统计,应为:

巴燕戎抚番厅:共2921户,每户平均以4口计,亦有11684人。

西宁县:共5865户,每户平均4口,应有23460人。

碾伯县:共1149户,每户平均4口,亦应有4596人。

大通卫:共477户,每户平均4口,应有1908人。

贵德所:共2767户,人口据新志统计为11016人。

这就是说,乾隆十二年以前,西宁府属藏民户约为13179,口为52664。较明代增长一倍左右。这说明清前期康雍乾三朝西宁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确有长足的进步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可见:

(一)明时西宁地处极边,人户数仅西宁县可考,一般只5万左右。说明有明一代,河湟地区社会经济一直发展迟缓。

(二)清代西宁府人口统府计之,顺治二年(1645年)有统计的人口为21895人;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为20702人;乾隆十一年(1746年)见于统计的人口为152499人,另有雍正时投归之藏民97738人;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为708829人;咸丰三年(1853年)时民屯男女共874418人,加上藏民人口,当有900000余。较明代增长近20倍,应为明清两代该地发展的高峰。咸同之,河湟地区人口无统一统计,其间经同、光之变,西宁地区人口亦经大批杀戮,如仅同治二年(1863年)一年内,西宁地区被杀人口即达16200余人,循化等地尤其严重,但就整个西宁地区来说,似乎并未出现河陇、河套地区那种发展几乎完全中断的严重局面,宣统间,西宁府属人口总计仍有367114之数。所以至民国前期,该地区人口仍能较快发展至90余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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